如《王制篇》云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正论篇》云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

[1]岳麓书院师生的顽强战斗、拼死卫国，正体现了他们的血性意志，是一种忠义的德性与刚强的血气的融合。梁启超曾经谈到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血性人格与政治事功的关系：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功，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湖湘士人所以能够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焕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血性是其重要的条件。

正是这种德性与血气的结合，使得湖湘士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15]【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978页。所以，在湘军队伍中，无论是将领人才的选拔，还是这些将领的相互砥砺，均是将这种德性与血气相结合的血性之士，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人格。[10]【清】曾国藩：《书信一·与彭洋中曾毓芳》，《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25页。险阻忧虞，艰苦挫折，都赖得下去。

而且，我们还会发现，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就业问题一个通过自己主观努力而力求实现的文化的心理建设过程。如前所述，湖湘地区一直有着十分突出的强悍血气与修养德性的历史条件。所以，国学学科建设承担着建构整体性、民族性、延续性、主体性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

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但是，国粹派努力从中国传统国学中寻求中华一国之民族精神，其实也得到许多知识界的同情性理解和支持，因为希望确立一国之民族精神，则应该是近代中国不同思想流派的普遍精神追求。所以，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是以古希腊罗马文明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西方民族、文明传统的特殊性，并且在各民族文明传统中寻求普遍性价值。同时，国学、国故学的提出，也对新的中国史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知识与价值统一的国学 国学提出一百多年了，尽管国学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仍然在争议与讨论之中，但是诸多大学纷纷建立国学的研究教学机构，推动国学教育的试点，有关国学的著作、教材也出来了许多种。但是，这与当代中国学者希望以中华原典文献为依据、以中华古典文明为整体来研究的国学学科理念，确实是高度契合的。

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作为一名学者，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国学学科建设问题。[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页。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

但是，他又强调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必须以本国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为主体。邓实在为《国粹学报》所写《发刊辞》中说：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中国古典学与胡适的国故学还有一个重要区别。现代化导致社会的急剧变革，个人命运往往变化无常，但是，现代人有关驾驭命运的精神动力、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而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能够为当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帮助，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

显然，章太炎所说的国故一词，国当然是指作为国家、国族的中国，故则是中国历史上已经过去的古典学术，国故也就是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加之在20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严重弊端，文明的多元互补成为越来越多的各界精英的思想共识。

[4] 《劝学篇》，《杨昌济集》第一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3页。所以，我们认同的国学不仅仅是国故学，国学还与当代的中华民族精神价值建构问题密切相关。

特别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们正在面临着种种社会失序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这样，研究者对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就不能够简单以所谓科学的傲慢态度，而应该持一种人文的温情敬意的态度对待中华文明。【提要】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应该从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两个方面论证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精英，其骨子里仍然坚持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引进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精神动力，正是源于中华文化与学术中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还给这一个知识学意义上的国学取了另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国故学。由于国学学科建设承担着建构整体性、民族性、延续性、主体性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所以，在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进程中，国学学科建设必将是中国人文学界面临的一个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如民国时期民主主义者杨昌济，虽然也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而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但是又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体性文化意识。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不断通过学习、引进西方文化而推动中国近代化，所以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从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的引进过程，西方文化在由浅入深、延续不断地影响、改变着古老的中华文明。

国粹之说强调通过挖掘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实现中华文化中精粹、优质的传统资源、价值体系、民族精神的建构和弘扬。这样，胡适心目中的国故，还主要是一套历史文献的材料，这是他和章太炎的区别。

于此相关，国学学科是否应该进入国家学科目录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并引发学界普遍关心和认真讨论。西方人强调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适性，而中国传统国学中表达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同样具有普适性，能够丰富、完善人类文明，我们相信，21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一种多元互补的文明。

杨昌济对于晚清中国的师夷长技、变法维新、建立共和政治军均持积极肯定态度，认为引进西方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必经途径。其二，中国传统学术的延续性。其四，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如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不仅使用了国学之名，还提出以保国粹为主义的弘扬民族文化价值的思想。

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乃至新式的大学体制，都是在否定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1921年7月，胡适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时说: ‘国学在我们的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

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所以说，国学并不仅仅是一个与知识学相关的学科概念，更是一个表达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概念。

就是那些推动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国族认同、民族精神的追求上，也是希望确立一国之民族精神的。可见，国故显然是一个中国古典学意义上的概念。

一百多年来，从国学概念的提出，到今天的国学热，国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兴盛和发展，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首先是思想史而不是学术史。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以获取关于对象的本质性、必然性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客观对象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他说：且夫学问非必悉求之于他国也。其实，当代人类的文化知识可以分成基本的两大类。

所以说，国学看起来是一个学术、学科概念，但是，国学学科的提出、变革的背后，是为了实现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表达价值理性的人文经典，不像表达工具理性的科学知识那样，完全以一种以普遍的人类性为知识形态特征，而人文知识则是以地域性、民族性为基础。

其实，晚清以来知识界之所以提出国学概念，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知识学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问题。早在晚清时期，一些士大夫提出国学概念时，就将国学与国粹等同起来。

在当代学科分类中，体现为知识和价值统一的学科是人文学科。而我们希望建立的中国古典学，则应该是一个将中国传统学术作整体性研究的学科，是一种包括中华文化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整体性研究。